公元17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，随着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，藏医药学更多地被汉族的中医药学借鉴与吸收。不少藏医所用的药物，也被中医用于临床。比如冬虫夏草。
到了公元 18世纪，即清代中期，在中医药书籍中就有关于藏药的记载，冬虫夏草就是其中之一。公元1757年，名医吴仪 洛在《本草从新•卷一》中，首次记载了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，云其“甘平保肺，益肾止血，化痰，已劳嗽。”同时还记载了它的生态环境与产地，并指出“四川嘉定府 (即今乐山市)所产者最佳，云南、贵州所产者次之。”
在这之后，著名的本草学家赵学敏，又以“夏草冬虫”之名，将其收人《本草纲目拾遗•卷五》，指出“羌俗将夏草冬虫采为上药，功与人参同。”随后，赵学敏又将1765年至 1803年间收集到的有关冬虫夏草的资料，补充于条文之中，为后人研究冬虫夏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文献。从 20世纪30年代起，我国学者邓叔群曾对我国的虫草进行了调査，并发现了虫草新种。
到了公元 18世纪，即清代中期，在中医药书籍中就有关于藏药的记载，冬虫夏草就是其中之一。公元1757年，名医吴仪 洛在《本草从新•卷一》中，首次记载了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，云其“甘平保肺，益肾止血，化痰，已劳嗽。”同时还记载了它的生态环境与产地，并指出“四川嘉定府 (即今乐山市)所产者最佳，云南、贵州所产者次之。”
在这之后，著名的本草学家赵学敏，又以“夏草冬虫”之名，将其收人《本草纲目拾遗•卷五》，指出“羌俗将夏草冬虫采为上药，功与人参同。”随后，赵学敏又将1765年至 1803年间收集到的有关冬虫夏草的资料，补充于条文之中，为后人研究冬虫夏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文献。从 20世纪30年代起，我国学者邓叔群曾对我国的虫草进行了调査，并发现了虫草新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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